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读后感2500字

　　孙绍震教授在《〈桃花源记〉：没有外在和内心压力的理想境界美》一文中，强调此文将陶渊明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加以美化，具体表现为八个层次的美，其第八为“美在从容自如的心态，在这么新异的境遇中，没有显著的激动。”①如果不看完全文，似乎觉得这是在赞美渔人有从容自如的心态。而读完了全文，我们方才明白，具有从容自在心态的是《桃花源记》的作者，是陶渊明。

　　朴实无华的从容叙述，是《桃花源记》的语言风格。这种风格是充满情感的，但又因心情特别平静而显得简朴。就说桃花源中人氏对渔人热情款待的那段文字，陶渊明本来是动了感情的，第一处是“乃大惊”，第二处是“皆叹惋”。“但是陶渊明面对这种‘大惊’和‘叹惋’，并不跟着激动起来以抒情的语言渲染，仍然是从容不迫，继续平静地叙述。”②

　　由于“突出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，这就决定了语言上回避形容与渲染，不用感叹和夸张。”③正是因为如此，《桃花源记》中的渔人发现桃花林后，只是“甚异之”，至于“异”的是什么，为何而“异”，并没有展开写，只用“甚异之”概述之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在多出应该“异”、应该“叹”等的地方，都一一省去了。比如看到“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”，肯定会“异”，因为作为生活在武陵山区的渔人，即使见惯了山，对山洞也不陌生，但对洞里隐隐约约似乎有点光亮也会感到有点奇怪，或者好奇。正是由于这种好奇，就使得他有了一探究竟的想法与行动，于是便“从口入”。一旦一派田园风光呈现在他的眼前，纵然不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，也会感到惊奇：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”尽管他是以捕鱼为业，可他毕竟是农村人，凭经验可知，这样的地方非富庶之地莫属。这真是别有洞天，他焉有不惊奇之理？就算他沉得住气，下面的所见，还能让他的心头激不起一点波澜：

　　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

　　洞内之人来往耕作，男女穿戴，同桃花源外面的人一样。对此，他也许不在意，但老人和孩子都安闲快乐，在他的家乡能有这样温馨、幸福的画面出现吗？即使他心如死水，也会激起微澜。

　　渔人是一个普通人，纵使他性格沉稳、内敛，修炼到了遇事不动声色的地步，但受到了村中人的热情款待，也会动容：

　　见渔人，乃大惊，问所从来。具答之。便要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。村中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，皆叹惋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，辞去。此中人语云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

　　一个请他，还不足为奇，但家家都请，就可见民风之淳朴，热情好客到了何种程度。但这样的事情，在桃花源外，应该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一般来说，被请客的对象，不是熟人就是亲戚，或者是有事相求之人。像这样一个请了之后，另外的一个接一个地盛情款待，渔人这辈子恐怕是头一回遇到，不“异”不“惊”，倒是极不正常的了。听了村中人的介绍，得知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，领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不再出去，于是就跟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，他不惊才怪。更有甚者，村中人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，就更不用说魏晋。对此，渔人仅仅只是“一一为具言所闻”，而一点都不“叹”吗？“停数日，辞去。”是的，梁园虽好，但不是久留之地。难道这几天的所见所闻，不让他有所感吗？他所生活的世上情形与桃花源内的生活相比，差距有多么巨大，他心中难道没有数吗？他不想将自己的这一番奇遇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乃至政府官员吗？尽管村里人嘱咐他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，不难猜测，他会点头应允，但心中到底作何想，他也是有数的。不然，何以出来以后，找到他的船，就顺着来时的路划回去，处处都做了记号！忙着“诣太守，说如此”，生怕报告迟了，给自己惹麻烦！

　　由此可知，在新异的环境中，渔人应该和常人一样，显然非常激动。只是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，仅让他见了桃花林后“甚异之”但点到即止，然后仍然平静地叙述。与之相应的是，村中人也只是“乃大惊”“叹惋”。但二者的作用则是有区别的。“甚异之”，为渔人在新异的环境中情绪的激动奠定了基调。而后者的言外之意，则值得我们细加品味。“乃大惊”中的“惊”不仅有惊讶、惊诧之意，而且还有村中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“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“到他们，已经经历了若干代人，都生活在封闭的桃花源内，从来没有一个外人进入。而现在突然闯入一个外来来之人，岂止是大惊失色！说不定还要担心秘密有外泄的可能。不管这样的猜测是否合理，但作者用”大惊“所表现的村中人见渔人后的神情及心理活动，从侧面突出桃花源之封闭，这是肯定的。而”叹惋“则需要结合语境来分析，才能把握其作用。村中人为何感叹？是因为渔人给他们讲了外面世界的相关状况，将之与桃花源中的情况进行对比，村中人感叹就理所当然了。这是突出桃花源远离战乱。

　　《桃花源记》仅让渔人见了桃花林后“甚异之”，但点到即止，然后仍然平静地叙述。这固然是《桃花源记》的文风使然，但对于渔人来说，我们的分析却不能就此打住。

　　渔人出来以后，其一系列的动作与行为，显得他是那么的急切、认真和慎重：

　　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及郡下，诣太守，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,遂迷,不复得路。

　　他一出来，就直奔所停之船而去；上了船，顾不得先前所“异”之景，一门心思，全放在随处做记号，以便再来上。从乡下到郡城，即便路程不远，也够渔人赶一阵。一个平民百姓要见太守，也不是说见就见的。好不容易见了，就向太守报告了自己的经历。然后领着太守所派之人上路了，可他白忙活了，竟然迷失了方向，再也找不到通往桃源的路了。尽管渔人向官府报告有不讲诚信之嫌，但我们并没有从字里行间读出陶渊明对他的责备乃至贬抑的意思。是的，渔人无意间来到桃花源，是那么轻而易举；他劳心费力，有心去寻找，却是失望而归。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渔人真没想到，这两样他都真切地体验到了。他是一个世俗之人，既有外在的压力，也有内心欲望的压力。但陶渊明并不因为自己拒绝世俗欲望的压力，拒绝“心为形役”而瞧不起像渔人这样的下层之人。那刘子骥不是一个“高尚士”吗，听说发现了桃花源之事后，不也是“欣然规往”吗？一个“高尚士”尚且如此，陶渊明还会苛求一个以捕鱼为业的乡下人！

　　即使在陶渊明眼里，渔人做记号等行为有点天真、幼稚，有点可笑，而且在新异的环境中无法做到淡定，没有从容自如的心态，但并不妨碍赋予他一种特殊的身份，即既见证了桃花源的真实性，也见证了桃花源的神秘性、虚幻性。这是确定无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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