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后感3000字

　　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一书作者是孙隆基，成稿于1983年，过了20余年后才有机会在中国出版，该书主要介绍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，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会，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有些表层现象已经发生变化，但是作者想表达的中国人的深层结构仍然存在其价值。

　　何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

　　“文化”是人类独有的现象，它是人对自身的生物性的加工，并对这个生物性做出某一个程度的调整。

　　“深层结构”相对“表层结构”而言，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动的层次。就像一条河流，纵使河流本身是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但河床的底部岩层未曾变化。当然作者运用深层结构这个概念，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，而是辨认中国历史上，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，它们是使“中国”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。

　　作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“目的”意向性。中国的文化这种由“二人”去定义“一人”的设计，往往使是否“做好人”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最首要标准，一个人的其他表现倒在其次。

　　中国文化是把单个的“个体”设计成为一个“身”，而主流的文化意识则将“利吾身”视为不正当的行为。在中国文化里，既然没有个体“灵魂”的设计，因此，将“个人”只当作一个没有精神性的肉体，是很顺理成章之事。这并非说中国人没有精神形态，，而是说中国人的精神形态是由这个“身”散发出去的“心”之活动，亦即是克服人我界限的“由吾之身，及人之身”的心意感通。中国人“个体”的精神形态，必须在别人“身”上才能完成。

　　中国人的“身”和“心”

　　中国人是用“身”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的，例如说“本身”或“自身”。中国人还用“身”来表达生命。还用“身”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“身”的场合。例如，一个人的“背景”与“起源”。如果一个“个体”只被当作是一个“身”的话，那么，它就是没有一点儿精神性的。中国文化既然将“个人”设计成一个“身”，因此就很难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，而倾向于将它当作是一个必须受社群关系约束的“不道德的主体”。中国人的精神形态则必须用“由吾之身，及人之身”的方式在别人身上展现，亦即是由“推己及人”的“心”去完成。

　　中国人的“心”，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感情的作用（亦即是脑部中层的内容）。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智力活动（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），只不过，他们的智力活动也倾向于把“心”当作主要的分析对象。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正统思想是儒家，而儒家思想的分析范畴就都是一些人伦与感情的范畴。因此，中国人从不判别这两种“心”的作用——“心”一词可以涵盖heart与mind。既然中国人倾向于把“知性”与“感情”连成一气，因此才会产生另一种倾向，那就是以“能否和合社群”作为首要的标准，来衡量任何一种思潮的价值，至于这套思想的认知价值反而降居其次。

　　因此，才会造成中国人重“人心”而鄙薄“奇技淫巧”的倾向。中国人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，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，因此，也就没有让“个体”有多少选择的余地——只要别人对自己好，自己就必须“以心换心”，否则就是“没有良心”。本着同样的逻辑，只要社群与集体在召唤，自己就必须“交心”。既然中国人的“心”包含了感情、思想、判断与意志，结果就被要求将这一切通通都交出去，在“身不由己”的情形下，自然连“身”也交出去。

　　中国人的“安身”和“安心”

　　至于中国人“安身”与“安心”的倾向，却是要求别人来“定义”自己，因此也就必须由别人的“心”去组织自己的“身”。中国人的“身”是必须由“心”去照顾的。能照顾人“身”者，就可以“得人心”。因此，在中国人的文化行为里，屈服人的最佳办法就是“攻心为上”，而其捷径则为“身”。换言之，中国人的“良知”是可以用“人情”去颠覆的东西。孟子说“仁者无敌”，的确是摸到了“心的文化”之基本逻辑。

　　中国文化将“人”设计成为一个以“心”为主导的动物，而又用别人的“心”去制约他的“心”。中国人只有在彼此的心意“有到”对方的身上时才需要“做人”，一旦越出了这个彼此熟稔的人情的磁力场就无须“做人”；因此，在全国性的国民生活中，也只有在领导者和集体的威信还健在，具有“上下一心”的形势时，中国人才会守规矩，才会有公德心；到了“上下离心”的局面时，就会失去制约。

　　显然地，中国人的那些固定的社会渠道都是一些具体的“人情”关系，而使中国人受到制约的也就是这些关系中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“心意”。因此，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，就往往必须诉诸“人治”与“身教”，至于“法制”反而退居其次。

　　中国人的“个体”也是无法对自己下定义的，而必须由“仁”这种“二人”关系才能“定义”自己。对这样的一个“个体”来说，就只剩下了一种选择，那就是——逃避自由！中国人的“个体”是很单薄的，因此必须常常受到人情的磁力场之温暖的包围。

　　中国人的“人情味”

　　“人情”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。在传统的天道观中，中国人甚至连天地都加以人情化，例如说：“上天有好生之德”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“天地有化育之恩”，亦即是认为它们对人类有父母一般的恩情，而人也必须用一番心意去回报恩典。

　　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、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限（与不认识的人，又当别论——详前）。他们觉得这样做，不只是“很难看”，而且是“小气”“自私”“个人主义”，简言之，就是“不会做人”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，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（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为了是“做人”）。既然双方都不喜斤斤计较，因此彼此多吃一点儿亏也无所谓。但是，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：因为人我界限不清楚，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上而浑然不觉，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，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，结果日久积怨，反而“以君子始而小人终”。

　　在人我界限比较模糊的文化中，人总是要不断与别人比较才能确立自我的价值，而这种比较的重点又易偏向于人与我在社会观众面前地位之高低，而不是看自己内在完成的程度。

　　因此，在一个“个体化”不发达的文化中，只要自己能够进升，就不一定需要“个人发展”，即使凭借特殊关系也无妨。事实上，在大陆，一些想自力更生的青年人，也会受到有权势的叔伯们的责备：“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是否见外？”

　　写在最后

　　中国人身心分离，自己的身由别人的心来定义，中国人的理性思考与道德判断都被感情化。中国人只能保持“和合”，一旦有分歧，就会闹至不可收拾。而这种将“不同”等同于“不友好”的观点，使中国人对人对事都容易持有“不是朋友便是敌人”的态度，因此，凡有矛盾，解决这类矛盾的方法却是：你最后必须与我“共和”，否则就会转化为“对抗性矛盾”。

　　被弱化了的“个人”，在面对“心理形势”比自己占上风的人时，总会觉得有一股比自己强大的外力将自己带动。因此，就身不由己地向对方打躬、赔笑，而且，还往往有去迎合对方的倾向。不少中国人，明明是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卓越的，但当别人说出不同的意见时，就会全线崩溃，赶紧取消自己的意见。

　　最终在文化的深处，中国人成了靠团体不断去定义的自己，一个被弱化了的“个人”，往往在自己生命的大事上，也束手无策，任由命运的摆布，飘到哪里是哪里，甚至还会让命运之手，将自己压成残渣。

　　虽然作者这本书写于20年前，但是今日读来，对解释国人的行为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，也许正应作者的那句话，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，总有些被河水冲刷了n次仍然残留的河床，就是原本的本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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