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1500字

　　近代史总是现今中国人们最不愿提及的历史，既不同于古代史的独领风骚，也有别于现代史的复兴繁荣，多数人对它的印象总是黑暗、混乱、耻辱、民不聊生……不过，我们总应该抛开这种负面的历史成见看待问题，因为中国近代史绝不仅仅是一部苦难深重的屈辱史，它更是华夏民族坚韧不拔的抗争史和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探索史。读完陈旭麓先生所著的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，我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。

　　“宏观与微观的结合，应是宏观中能具体，微观中有通识。”这是陈旭麓先生在《浮想录》中的一句随感。阅读这本书，听先生娓娓道来，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惊喜，更有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的顿悟与清醒。这其中，我读出了先生在宏观与微观中的收放自如。

　　近代中国社会是动态的、迅速新陈代谢的。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不是一下子全盘更新，而是局部地环环相扣的更新。新旧之间的拉扯更替，让近代中国的更新拖拽着沉重的脚步。陈旭麓先生在语言上所营造出的反差感，体现着这种极强的冲击力。如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一句评价，“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摆脱传统的六道轮回，反封建却没办法洗净自己身上封建的东西。”太平天国的人们，无法摆脱传统小农的局限，同时也是时代的局限。从这种意义上来看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。我们常说宿命感，便是历史在发展的趋势中蕴含着的种种必然。陈旭麓先生分析甲午中日战争时，这么写到“说得远一点，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：把37年之后‘九一八’的炮声看作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不足为过。”从黄海一战到中日关系格局，背后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精准洞悉。正是从社会环境出发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后，我们对于人物的评价才不会过于夸大，对于事件的分析才不会因小失大。

　　贯穿整本书的，除了宏观的规律，还有微观中的辩证。从同治年间的天地会到曾国藩领导的湘军，再到急速膨胀的民间势力，在溯源城乡社会中会党的发展时，陈旭麓先生指出，“没有会党，反洋教斗争和其他反抗斗争是难成气候的，但他们又是一种脱离社会生产的力量，时人往往侧目而视。”从不同的角度，分析会党的社会地位与其多重作用。同时，书中关于“中体西用”说的分析、关于革命与改良、爱国与卖国等关系的研究，也都充满了辩证的光辉。但辩证法最根本的依据，也是其活的灵魂，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。在分析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关系时，陈旭麓先生细致具体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三次争论：从60年代同文馆招收正途仕人到70年代设厂造船炮和海防再到80年代修建铁路。不同于强调两者的封建主义同一性，陈旭麓先生在两者的忿争与攻讦，更强调洋务派超出封建统治范围的部分。通过对比，进而提出洋务派与改良派本是同根生的观点。由此可见，具体是辩证的基础，辩证同是批判的前提。

　　在历史研究中，宏观与微观应是有机结合的。这本书在对人物的分析中，把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与缩放体现地淋漓尽致。陈旭麓先生分析林则徐与叶名琛的差别时，用六个词作为提要：自信变成了虚骄、强硬变成了懵懂、镇静变成了自欺。虚骄、懵懂、自欺，既是叶名琛的行为特点，也反映着传统观念在剧变时代里的悲怆意味。“叶名琛的悲剧是一种时代的悲剧。”作者时刻提醒着我们，历史人物是整个时代大环境的反映。正如陈旭麓先生在《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》中写道，“英雄事业的胜利，是他能代表那一时代的社会要求；创造发明的成功，是表现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已经达到最高水准；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的产生，同样不能超越时代社会所已达到的成就。”研究历史人物，不离开时代背景和客观影响来评价是前提，同时要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中具体地研究历史人物。人物所维系的每一种关系都反映在其身上的某种特性，这也是为何历史人物总是具体的。

　　历史是古老的，但新陈代谢总在宏观的大势与微观的细节中悄然发生，感谢陈先生，让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一副面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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